大夫社会认可与医德的有关研究

点击数:877 | 发布时间:2025-08-04 | 来源:www.tlffgw.com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2-2589(2015)33-0043-03

    在国内,大夫的职业道德一般情况下简称医德,为指导、规范医疗行为的核心,其内涵主要体目前“挖空心思为患者看好病”,其中“挖空心思”是指大夫对患者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看好病”则是指大夫应拥有能解决患者实质问题的专业技能。这是医德的一体二面,统一融入追求生命水平和生命价值的人文维度[1]。

    英国的塔菲尔(Tajfel)和特纳(Turner)等人在1970年提出了社会认可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他们对社会认可的概念是:“个体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它源自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者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与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2]社会认可理论更多地应用在群际关系、语言、文化、组织背景等范围,而国内对社会认可的研究主要有对农民工等群体认可情况的研究,与对大学生认可情况的研究等等,但对大夫这个群体的研究,现在为止,还十分稀有。

    伴随现代医疗卫生进步,医德作为医务职员与社会关系和谐的要紧维度,是医疗服务机构的一面镜子,因此,医德所具备的社会功能也在日益加大。医德由什么维度构成?大夫的社会认可又包含什么维度?大夫医德与社会认可存在何种关系?能否通过提高大夫的社会认可来培育大夫医德?针对这类问题,本文试图使用量化研究办法,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大夫社会认可与医德的结构、关系、特点,以便积极促进大夫医德的培育与提高。

    1、研究办法

    (一)被试选取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从5家不一样的医院①共选取215名大夫,获得有效问卷209份。其中男,138名,女,71名;年龄区间为20至63岁;党员83名,共青团员36名,群众90名;学历分布情况:中专及以下7人,大专43人,本科131人,研究生及以上28人;职称分布情况:高级及以上33人,中级97人,初级73人,非医卫类6人 ;工作年限分布情况:5年以下39人,5-10年55人,10-20年80人,20年以上34人。

    (二)编制问卷

    本次共撰写了《大夫医德问卷》和《大夫社会认可问卷》两份问卷,整个问卷的编制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先确定问卷维度,再编制《大夫医德问卷》和《大夫社会认可问卷》的问卷条目。这是基于社会认可理论,结合大夫背景特点和习惯而拟定的,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行业作风,提升医务职员职业道德水平所采取的健全步骤。大夫医德量表将医德分为五个维度,20个条目,即服务宗旨、秉承医德、和谐医患、廉洁行医、规范施治,每一个维度分别包含5个条目;大夫社会认可量表将大夫社会认可分为四个维度,22个条目,即认知维度,5个条目,情感维度6个条目,动机维度5个条目,行为维度6个条目。依据希金(Hinkins,1995)建议,所有条目的反应尺度均使用李克特五点种类(five-point Likert-type scal),选项1~5分别赋分,1 表示很不符合,5 表示很符合,由被试依据实质状况做出选择。

    第二步,选取50名大夫进行初测,对初测所得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剖析,依据内在一致性的统计需要,《大夫医德问卷》中,初测和复测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767与0.760。《大夫社会认可问卷》中,初测和复测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935与0.887,表明本量表的信度特别高;第二,两个问卷的KM0分别为0.772和0.904,均>0.5,合适做因子剖析,最后,由表1和表2数据可以看出,问卷各内部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有关,可见两份问卷的结构效度特别高,因此整个问卷42道题完整网站收录。

    (三)施测程序

    运用已确定的具备较高信度效度的《大夫医德问卷》和《大夫社会认可问卷》,确定规范的指导语,采取问卷调查方法,由调查对象自填的方法展开调查,所有数据管理与剖析均使用SPSS19.0 进行处置。

    2、研究结果与剖析

    考虑到本研究的数据分布特征,大家主要对数据进行了有关剖析(Correlate)和回归剖析(Regression),因此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报告研究结果。

    (一)医德与社会认可的总体有关关系

    从表3得出以下结果:(1)医德与社会认可存在不显著有关;(2)服务宗旨与情感维度存在(p=0.05)水平以上的显著有关,与服务宗旨和动机维度、行为维度、社会认可存在(p=0.01)水平以上的显著有关,与其他维度不有关;(3)和谐医患与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动机维度、行为维度、社会认可都存在(p=0.01)水平以上的显著有关;(4)廉洁行医与认知维度存在(p=0.05)水平以上显著负有关,与其他维度不有关;(5)规范施治与情感维度存在(p =0.05)水平以上显著负有关,与其他维度不有关;(6)医德与行为维度存在(p=0.01)水平以上显著有关,与其他维度不有关。

    (二)大夫医德和社会认可的人口统计学影响原因 分别以大夫医德和大夫社会认可为因变量,以大夫的性别、学历、政治身份、职称、医卫工作年限为自变量,采取最佳尺度回归法(CATREG-regression for Categorical Data)对数据进行回归剖析,得到以下结果。

    1.以医德为因变量,以大夫的性别、学历、政治身份、职称、医卫工作年限为自变量时,结果发现:(1)依据标准回归系数(Standarpzed Coefficients)得出医德的Beta系数最后方程式:医德=-0.294×学历+0.080×政治身份+0.110×职称+0.103×工作年限+0.115×性别。(2)依据医德的回归方程可以发现第一,影响医德的自变量的要紧程度由强到弱分别依次是学历、性别、职称、工作年限、政治身份;第二,学历这个变量对医德的影响最大,说明不同学历的大夫的医德是不相同的,由于学历中1=“中专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回归系数为(-0.294)可以看出,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医德依次升高,本科、研究生的医德情况更好,更积极 。

    2.以社会认可为因变量,以大夫的性别、学历、政治身份、职称、医卫工作年限为自变量时,结果发现:(1)依据标准回归系数(Standarpzed Coefficients)得出社会认可的Beta系数最后方程式:社会认可=0.158×学历-0.280×政治身份+0.262×职称+0.289×工作年限+0.124×性别。(2)依据社会认可的回归方程可以发现第一,影响社会认可的自变量的要紧程度由强到弱依次是工作年限、政治身份、职称、学历、性别;第二,工作年限这个变量对社会认可的影响最大,说明不同工作年限的大夫的社会认可程度是不相同的,由于工作年限中1=“5年以下”,2=“5-10年”,3=“10-20年”,4=“20年以上”,从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为(0.289)可以看出,工作年限越长的大夫社会认可度越高,工作20年以上的大夫的社会认可情况更高,更理想。

    3.(1)以认知维度、动机维度、行为维度、动机维度、社会认可为自变量,医德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剖析,得出医德的回归方程式:医德= 69.330-0.486 ×认知维度+0.169×动机维度+0.360×行为维度+0.129×社会认可。其中认知维度Sig=0.000,因此认知维度对医德有显著有关,而情感维度、动机维度、行为维度和社会认可对医德的影响没显著差异。(2)以服务宗旨、秉承医德、和谐医患、廉洁行医、规范施治为自变量,社会认可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剖析,得出社会认可的回归方程式:社会认可=48.775+0.484 ×服务宗旨+0.071×秉承医德+0.522×和谐医患+0.072×廉洁行医-0.763×规范施治。其中服务宗旨和和谐医患Sig=0.000,医德Sig=0.004,因此服务宗旨和和谐医患对社会认可有显著影响,医德对社会认可存在显著有关,而秉承医德、廉洁行医和规范施治对社会认可的影响没显著差异。

    3、讨论

    (一)大夫的医德与社会认可有关不显著

    由此得知,大夫对其社会身份及其职责的意识较少,看重程度远远不够。正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层面,过度追求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使得职业道德的内容与形式都遭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同时使得人的思维方法、价值取向愈发多样化。种种这类变化具体到大夫而言,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轻视或忽视社会效益,甚至仅仅把医疗服务局限于纯粹的技术操作范畴,而忽视了对群体自己资格、责任等的认可。“大家需要在主观上认可他们的内群体,别人的界定是不够的,个体需要将它成员身份内化为其自我定义的一部分。”[3]而事实上,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夫没充分将我们的社会认可类化为其自我定义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医德和社会认可的有关不显著。

    (二)工作年限对大夫社会认可的影响最大,且工作年限对大夫的社会认可程度依次升高

    依据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可理论,个体一直努力寻求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可。这就是说,为了满足大家追求自我评价的需要程度,在做群际比较时一般都是表现出“内群体偏爱”的状况[4]。因而,工作年限较高的大夫相比工作年限较低的大夫来讲,对职业道德的自律度更好、更积极。同时,在所同意的医德教育方面,工作年限较高的大夫要愈加合法和系统化,这就使得其对自己身份认知程度与对医疗行业的进步和各种规定的认知程度和情感依靠程度、动机程度更高些,行为影响程度更大些。

    (三)高学历的大夫与低学历的大夫相比医德更高些,社会认可情况更好些

    其一,个体的自己素养影响其社会认可[5]。依据自我认可理论,自我认可与年龄和常识的增长是成正有关的。因而,低学历的大夫还没形成明确而健全的自我认可,而高学历的大夫在年龄和阅历上会形成愈加明确的自我认可,自然医德也更高。其二,依据大夫职业道德的认知程度的剖析,高学历大夫同意的大夫职业道德教育相对丰富和系统化,所以社会认可情况势必是愈加积极、好的。

    (四)医德的廉洁行医维度与社会认可的认知维度、规范施治和情感维度都存在负有关

    即大夫对自我的认知情况越不明确,越难廉洁行医,大夫情感情况越负面越难进行规范施治。社会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冲击,使得部分大夫过度追求“物化”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出现一些与大夫职业道德需要相背离的现象。如开高价药品、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等。因此,大夫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程度与对自己职业的喜欢程度会直接影响其行医过程中的廉洁行医和规范施治。

    (五)医德的服务宗旨维度与社会认可的行为维度呈现显著有关

    大夫的个人素质直接影响其服务宗旨,因而与其职业道德水准密切有关。大夫的社会认可只有外显为行为,才能体现其服务宗旨。大夫服务宗旨越高,对职业道德需要更明确,认识更充分,更可以自觉调整行为,使自己行为符合职业道德的规范。

    4、结论

    通过对研究结果及其讨论发现以下五个结论:(1)大夫的医德与社会认可总体有关不显著,但医德的五个维度:服务宗旨、秉承医德、和谐医患、廉洁行医、规范施治与社会认可的四个维度: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动机维度、行为维度之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有关。(2)在大夫社会认可的影响原因方面,工作年限对其影响最大,两者之间存在高度正有关,第二影响大夫社会认可情况的原因依次为政治身份、职称、学历、性别。(3)在大夫医德的影响原因方面,学历对其影响最大,两者之间存在高度正有关,大夫的学历越高,工作年限越长,其职业道德教育相对丰富和系统化,社会认可也越积极,对群体的认可愈加认可,从而促进其寻求更高的职业道德。(4)社会认可的认知维度对医德具备显著影响。医德的服务宗旨和和谐医患的维度对社会认可具备显著影响。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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